中国诗经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杜志勇

    2010年8月1日至4日，“中国诗经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功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诗经学会主办，新葡的京集团3512vip承办，房县人民政府协办。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及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盛会，提交论文150余篇，基本上呈现了近两年来国内外《诗经》研究的最新成果。会议的主题有二：一为展示诗经学研究的新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研讨今后学术研究的进展方向。二为举行换届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并由理事会推举新一届领导班子。与会专家在学术民主的和谐氛围中就所关心的学术问题各抒己见、热烈讨论。大会选举中国诗经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65人，常务理事15人，推举新葡的京集团3512vip副校长王长华教授为中国诗经学会会长，西北师大赵逵夫教授、山东大学王洲明教授、山西大学刘毓庆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郭杰教授、上海大学邵炳军教授为副会长。会议顺利完成了预定目标，取得了圆满成功。现将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择要综述如下。

一、《诗经》学史研究

《诗经》学史向来是《诗经》研究领域里的重镇，本次会议收到相关论文40余篇，研究成果可谓是遍地开花。

（日本）大野圭介《“诗”与“歌”――论<诗经>与先秦古籍所引之诗歌》通过对先秦古籍所引诗歌的梳理，注意到其中有作为“诗”引用的，也有作为“歌”引用的。以“作诗曰”形式被引用的“诗”，它的大部分有和《麦秀》之诗一样的诗题，“诗”部分和故事部分可以分别流传；以“作歌曰”形式被引用的“歌”，诗型多样，如四言形式、楚歌形式等等，大部分没有题，是“歌”和故事合在一起而流传的。从而得出结论：先秦时代的“诗”和“歌”的差异未必在它的诗型上。

王长华、赵棚鸽《<毛诗>美、刺与唐代谏诤精神》认为美、刺思想是《毛诗》的重要特征之一，《诗序》在确立这一概念的同时，十分强调以《诗》谲谏。但在唐代，孔颖达则极力突出直谏的价值，这一变化既是当时政治风气的反映，又对唐代的谏诤精神形成了强大而持久的影响力。贞观群臣乐以直谏议政，太宗亦颇能接受，他们将《诗序》、《郑笺》所倡导的谲谏转变为直谏，这一精神在唐代中后期仍有广泛影响。整个唐代，《毛诗》的美、刺以及由其生发的直谏思想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龙文玲《<盐铁论>引诗用诗与西汉昭宣时期诗经学》、王硕民《<淮南子>用诗论》、吴从祥《王充与汉代<诗经>学》从引诗用诗的角度探讨了三部汉代典籍与《诗经》之间的关系及其各自特点。韦春喜《论汉代察举制度与<诗经>》指出汉代察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诗经》研究的实用主义与政治化倾向，特别是影响了《诗经》阐释的“讽美”套路与教化精神。《毛诗》因更高度的政治化倾向与兼容三家的优势，从而获得了国家与士子的青睐，成为东汉后期的独显之学。赵茂林《汉代四家<诗>立于学官考辨》通过辨析史料，驳斥了多种对四家诗立于学官时间的说法，考辨出了四家诗立于学官的时间。（台湾）刘原池《汉、宋之<诗>学解释学》认为“以道制势”是汉代《诗经》学的诠释价值取向，而“以道制欲”则是宋代《诗》学的诠释价值取向，这是二者的根本分歧，也是其他重要诠释观点产生分歧的源头。

蒋方《<诗经>在三至九世纪的传播与接受》一文，描述了《诗经》学在三至九世纪所呈现出的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轨迹。本在汉代民间流传的《毛诗》，在魏晋以后成为官学中的唯一教本，影响深远。南北朝时期的传播与接受，深受佛教义疏学的影响，讲《毛诗》而注重文义的疏通与义理的说明。至唐代，《毛诗正义》成为科举考试的课目，在继续汉代章句之学的同时，吸收了之前出现的新成果，并且糅进了一些文学解读的因素，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汉学面目，而揭开了宋代《诗经》学发展的序幕。檀晶《由陆机赋引<诗经>看魏晋时期风、雅之接受》通过统计认为陆机赋作引用《诗经》频率很高。通过对其称引方式、引诗题材的讨论，可以管窥魏晋时期《诗经》作为经典的地位的滑落以及文学解读的回归。韩宏韬《论孔颖达诗学思想的经学指向》一文指出，孔颖达诗学思想的经学指向，根源在于对“疏不破注”、依《序》说诗原则的坚守，对皇权秩序的维护。直至朱熹提出倒序说，《诗经》学的文学鉴赏意味才渐渐显露出来。

徐儒宗《吕东莱的诗学》对吕东莱的《诗经》学著作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讨论，为我们全面了解吕东莱的诗学成就提供了参照。姜亚林《宋马和之<毛诗>卷的<诗经>学意义》从《诗经》学的角度考察了以《诗经》为题材的绘画――南宋马和之的《毛诗》卷，它通过影像反映出《诗经》学转向对于当时士人的影响，以及他们对《诗经》学新思潮的反应，并直接启迪了明代夏昶和文徵明的《诗经》图卷的表现方式。易卫华《乡先生与宋代<诗经>学》则从身居下层的乡先生入手，认为乡先生既是平民阶层《诗》学观念形成的主要推动者，又是宋代《诗经》学话语重建的积极参与人，由于有了这一群体的加入，推动了宋代《诗》学风格形成和发展。（台湾）柯玫妃《朱熹<诗集传>诠释视域与结果析论》以朱熹的理学思想为切入点，思考身兼理学家与文学家双重角色的朱熹，在“中”的诠释视域下，如何执教化与文学之两端，对“文学作品”的《诗经》与“儒家经典”的《诗经》进行诠释，推翻汉儒对《大序》《小序》的定论，还原“文学性”的《诗经》，并进而形成《诗集传》的诠释特色。

以毛奇龄等为首的清初学者的三家《诗》辨伪成果，对乾嘉时期《诗经》研究的全面复兴，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李卫军《毛奇龄<《诗传》、《诗说》驳义>小考》就是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深入探讨。张祝平、张海英《<诗经原始>研究方法及其注疏体例》指出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汲取了《诗集传》研究方法和注疏体例的精华，采用较为科学的阅读方法，反复诵读，体会《诗经》的本意，有选择地进行《诗经》的艺术探索。在注疏体例上，强调要从整体上把握诗旨，文字表达不清O用图表来展示，凸显了鲜明的学术个性。王承略《陈启源与<毛诗稽古编>》认为《毛诗稽古编》在《诗经》研究的许多问题上卓有见地，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参考价值。用对比的方式介绍了《毛诗稽古编》的两种手定底稿本，同时将现在通行的《毛诗稽古编》不同版本的源流进行了详尽的梳理，指出两个版本系统文字差别很大，阅读时应特别注意。（台湾）陈文采《晚清尊经书院弟子<诗经>学之分析研究》，通过对成都尊经书院进行分析，认为其经学养成教育及书院学子的治经成果，为探究四川经学（特别是在《诗经》研究领域）再盛于晚清提供了重要线索。作者汇集了廖平、宋育仁等人的多部《诗经》学著作及其尊经书院学子们的《诗经》类习作和山长王?]运的作品，希望能借此厘清晚清蜀《诗经》学的时代意义。另外，宁宇《姚继恒的<诗经>接受》、刘挺颂《论<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宋<诗>学之批评》、张鹏飞《清人潘克溥的<诗经说铃>》等论文有理有据，探讨深入，值得一读。

台湾文化学者李辰冬教授是著名的《诗经》研究学者，因其有《诗经》作者为尹吉甫之说而备受学界争议，但对其《诗经》研究的功过缺乏客观公允的全面讨论。（香港）黄坤尧《评李辰冬的尹吉甫研究》从研习李辰冬的上述三本著作入手，来探讨李辰冬的《诗经》研究、《诗经》中的尹吉甫、科学方法与推理成分。认为李辰东开始了台湾学术界的尹吉甫研究，虽有过于主观之处，但并不能否定其在《诗经》研究史上的贡献。

二、《诗经》文化研究

（台湾）林素英《从祭祀立尸与燕尸之礼以观周代人文教化精神与意义――以<楚茨>、<既醉>、<凫?p>为讨论中心》通过对“祭尸”在祭祀仪式活动中之地位高度提升，来探讨周代人文教化之精神与意义。此文先行追溯古“尸祭”之可能概况后，主要以《楚茨》、《既醉》、《凫?p》三首祭祀诗为讨论中心，透过周代对于祭祀立尸方式之讲究，以及诗中如何对待祭尸，尤其是对于“公尸”的崇高礼敬与殷勤献祭等情形，从前后之差异状态以探测周代人文教化之精神与意义。张树国《后稷神话与西周郊祀的起源》通过对后稷由周人传说中发明农业的文化英雄到郊祀对象的转变过程的探讨，假之以出土儒家文献，说明周人之所以赋予后稷的诸多宗教功能，主要为了证明王权来源之神圣性及统治的合法性。后稷神话与仪式已经孕育了后世国家祭祀礼仪的雏形。

张宝林《浅谈<诗经>士人文化精神》探讨了《诗经》时代的“士”在理性觉醒的时代精神感召下，士人文化精神实现了由神权巫术到民本思想的转变过程，士人文化精神渐次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的中心。陈鹏程《周人田猎文化与<诗经>中的田猎诗》在周代田猎文化的背景下，考察了《诗经》田猎诗的研究现状、田猎诗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魅力及其对后世田猎题材的影响。王建堂《<诗经>星象与阐释学理》认为后学对《诗经》中星象记载的阐释，呈现着鲜明的“六经注我”的特点。此文就《诗经》星象阐释学理的“多指向”进行“还原分析”，以还原《诗经》星象表达的“本真面貌”。王开元《<诗经>中的玉文化》以《诗经》中与玉相关的各类装饰物件为背景，说明周人已经把对玉的审美判断，转化为对人的审美判断，使得玉文化的范围进一步得以扩充。

袁正洪《<诗经>二南及尹吉甫籍里房县是周南召南交汇地考》一文，运用《诗经》文本及大量民俗学的证据，认为以今十堰山区为中心腹地的秦巴汉水“三角”地域正是《诗经》“二南”之地，《诗经》作者之一的尹吉甫的故里正在这里。杜汉华、汪碧涛《<诗经>“大东”“汉广”民俗意蕴浅释》通过对《大东》《汉广》民俗意蕴的分析，揭示牛郎织女神话传说与七夕节在先秦和南北朝的演变过程。

（台湾）叶巧藜《<诗经>中养生意识探析》探讨由《诗经》内容中发现的养生意识，人们学习在艰苦环境中保全生命、期望能得到高寿及繁衍数量众多的后代，进而使得家庭兴旺、国家昌盛，是当时代人们所追求的养生目的。（台湾）谢绣治《<诗经>职场伦理的现代启示》探讨了《诗经》的职场伦理对现代社会产生的启迪与意义。刘树胜《从多子多孙到优生优育――<螽斯><麟趾>臆说》认为《螽斯》侧重的是子孙的繁衍不穷，而《麟趾》侧重的是子孙联俊。两者相互参证，互为补充，共同奠定了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基石。

三、《诗经》文艺学研究

（台湾）欧天发《<诗三百>“风、赋、比、兴”章法例说》认为风、赋、比、兴等说各涵盖于句法、章法、篇旨各层，允应分别释说，庶几免致混淆。虽所谓《诗》无达诂，然分析篇章结构，衡之以六义之说，必有助于对诗篇文学之理解欣赏。（台湾）钱奕华《辘轳旋转：从<诗经・文王>、<庄子・缮性>的章法谈起》以《诗经・大雅・文王》的体式与《庄子・缮性》的作法为例，说明唐文治提出的“辘轳旋转”理论的写作方式。（台湾）戴嘉辰《诗教中的个性与群性――从“赋诗断章”发展至“兴、观、群、怨”》认为“赋诗断章”虽然在《论语》写作时代已经没落，但孔子仍然认同《诗》三百的现实功能，提出《诗》可以“兴、观、群、怨”，后人诠释至王夫之“各以其情而自得”达到极致，强调诗教中“个性”的发扬，代表在“群性”现实传统中，对文学的主体性再一次的确认。

刘生良《风雅颂分类依据之我见》认为前人关于《诗经》风、雅、颂分类依据的解说，皆有不尽合理到位之处，无论是所收诗歌的客观情势，还是早期整编者的主观选择，都说明诗歌的来源是其分类的首要因素和根本依据。刘立志《“国风”民歌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检讨》、金荣权《关于<诗经>“国风”采集问题的再探讨》都是针对“国风”问题的专题讨论，刘文在对以往“国风”民歌问题研究简单回顾的基础上，进行了反思。金文则通过论证否定了“采诗说”，肯定“献诗说”存在的合理性。张中宇《从音乐文本到文学文本――<诗三百>编订的另一种阐释与再思考》等亦涉及到了《诗经》学的基本问题。

黄震云《先周语用与<诗经>诗体的形成》指出风诗见于夏商，而雅诗是西周创造，也是风诗的精神提升和形式规制的品位发展。因此，诗是长期的先周语用的结果，不是一时一地的发明。《诗乐舞分合规律与“诗三百”的元典性质》分析了诗乐舞的分合规律，指出礼崩乐坏之后，诗成为固定的形式，不再有活力，教条宗教化，因为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元典性质因此形成。潘啸龙《“隐”“秀”并用与创作中的虚静和骚动》认为诗、骚所显示的创作心境，除了“虚静”外，更有《毛诗序》以来总结的骚动、“摇荡”状况；特别是屈原的“发愤抒情”创作，与那种徜徉山水、“凝神观照”，而后豁然有悟的创作状况颇不相同。屈原的创作心境不是“虚静”，而是“骚动”；不是空其“心斋”、去其万虑，而是哀愤郁积、忧悲丛集，是外物、境遇随机触动中的情感激荡和歌哭泣诉。邹然、蔡欣《周代贤哲引领“人的觉醒”》从创作主体自觉意识角度审读《诗经》，可以发现周人思想认识水平已臻相当高度。中国古代社会“人的觉醒”或“生命的精神”之高扬，从西周初年的诗人就开始了。

刘怀荣《先秦进谏制度与怨刺诗及<诗>教之关系》认为《诗经》中大量的怨刺诗“怨而不怒”的情感特点和重视修辞艺术、委婉曲折、含蓄蕴藉的艺术特点的形成，以及在中国古代影响深远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的产生，均受到以诗讽谏之政治实践的制约，探究三者之间的深层关联，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诗学的民族性特征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刘刚《宋玉辞赋对春秋战国“引诗”“赋诗”的接受与文学化移植》认为宋玉辞赋接受了春秋战国“引诗”“赋诗”的传统形式，并在接受中将其移植到辞赋的文学表现之中，同时，在借鉴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化用《诗经》成句，不仅丰富了辞赋的表现手法，而且借助诗歌特有的艺术魅力增强了辞赋体物言情的文学性。房瑞丽《三家<诗>文论观探略》从讽谏说、情性说及对孔、孟、荀文论观念的继承发展等几个方面探讨三家《诗》的文论观。

王巍《<诗经>中女性美的标准与追求》认为《诗经》中女性追求的是天生靓丽之美，即以追求自然之美为主要审美倾向。这种追求通过形体之美、容貌与情态之美、发式之美表现出来。（香港）舒慧《试论<蒹葭>的季节特征》一文从蒹葭“苍苍”、“凄凄”、“采采”之表征，以及“秦”之地理及气候环境，结合作者的实地考察，论证《蒹葭》所用之“象”是春非秋，从而解脱“不知其何所指也”之困惑，以春之象，丰富情景。（台湾）徐正桂《<诗经>色彩的象征意涵》从《诗经》中的色彩运用来探讨色彩的象征意涵，诗人以色彩绘制了诗歌的语言，渲染了诗歌的情感，同时也注入了民族的文化精神。因此，《诗经》色彩除了本身的色相外，其内外蕴涵的象征意涵，正是诗人思想感情高度概括的结果。（台湾）何函旃《一种生活的态度――<诗经>休闲思想发微》通过对《诗经》中休闲意蕴的观照，揭示出《诗经》休闲思想有别于闲适隐逸，而是日常生活中舒缓的精神情操的从容展现。

李金坤《“杨柳”“雨雪”蕴哀思》通过对《诗经・小雅・采薇》末章“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解析，认为“杨柳依依”“以乐景写哀”，具有反衬作用，“雨雪霏霏”则是“以哀景写悲”，具有正衬的效果。正反两衬，同抒哀愁，凄恻感人，意境优美。王志芳《<诗经・邶风・北风>中“乌”意象考》认为“乌”是《诗经》中的一个典型祥瑞意象，文化传承、审美观照共同构筑了乌意象的多姿多彩，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并作为一种心理和语言的积淀，长久地存留在人们心底，在合适的场合以恰当的方式反复出现。魏红梅《古典文学中的木瓜意象论考》分析了木瓜意象的三个主流意蕴，围绕《诗经・卫风・木瓜》一诗以及其他文学作品，对古典文学作品中木瓜意象内涵流变的大致历程进行了探究。

四、《诗经》名物训诂与注疏研究

王洲明《试论<诗经>名物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指出，《诗经》对名物的运用和描写，很好地传达出了诗人的感情，铸就了《诗经》较高的艺术成就。《诗经》名物的研究，除研究名物的自然属性，以便做到“识物”明诗之外，还应该十分注意《诗经》名物与《诗经》文化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另一角度说，更应该注重从研究《诗经》名物即构成《诗经》的最基本的部件入手，从细微处更深切具体地体察和分析《诗经》的文化精神。吕华亮《<诗经>名物研究概述》分四个阶段对以往《诗经》名物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勾勒出了《诗经》名物研究史的线索。（台湾）朱春慧《<诗经>草本植物研究》分五章讨论了《诗经》中的草本植物所具有的特性、美学意义、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等方面，对深入了解《诗经》中的植物有一定意义。

桑宇红《<诗经>中叠音词“绳绳”音辩》鉴于通行典籍及辞书对《诗・周南・蠡斯》“宜而子孙，绳绳兮”中“绳绳”读音存在巨大分歧，从诗歌押韵、文献异文资料等方面进行考辨，应读为ch・ngch・ng，并且指出《汉语大字典》等辞书由于未对语音材料的原始来源进行分析考证，导致失误。赵伯义《读<诗>说“者”》指出了“者”在《诗经》中的不同用法。李冬英《<尔雅>顺<诗>连言训释》对“《尔雅》因《诗》连言训释”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漆雕世彩《风骚叠音词之比较》通过对《诗经》与《楚辞》之叠音词在创造意境等七个方面的比较，指出《诗经》叠音词具有内陆性特征，《楚辞》叠音词具有水性特征。

（日本）田中和夫《关于<诗经>古注的顺序意识》指出，要十分注意《毛传》、《郑笺》、《毛诗正义》这些《诗经》古注的解释中对时间顺序、诗篇顺序、语言顺序等起因于顺序意识的问题提起和论述。这个留意顺序的特征在传统的《诗经》注释即所谓古注的历史中逐渐被强调、深化和客体化。这反映了儒家学者们特有的各种价值观。同时，提起这个问题的背景中也有汉字顺序及单词顺序的不同对语意和文义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汉语构造的问题。郭全芝《清三家<诗经>新疏论略》分析了清代胡承珙、陈奂、马瑞辰三家《诗经》新疏，并对其进行了比较研究：胡氏的解说偏重于对经义的阐发；马氏喜欢就字说字，并往往提示语源，有时所论已疏离于经义；陈奂着重训诂。陈才、周毅杰《<毛诗后笺>校点献疑》则对郭全芝校点本《毛诗后笺》提出商榷，指出其在校点过程中的若干不当之处。邵炳军《<诗・邶风>系年辑证――春秋诗歌系年辑证之三》通过系年的方式对以故邶地为中心命名的《诗・邶风》19篇卫国诗歌进行辑证，显现了作者深厚的文献功底和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

另外，杨合鸣《我与<诗经>》简述了自己与《诗经》结下的不解之缘，用大量篇幅介绍了自己写作《诗经疑难词语辨析》的体会，为后学研究《诗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五、《诗经》与出n文献研究

随着大量地下文献的出土，出土文献研究在目前的学术界已经成为显学，在《诗经》研究领域中更是一片繁荣局面。

廖群《出土文献与<诗经>在先秦两汉传播的补充考察》指出，近年新出土的铭文简帛中，有些材料传递出一些新的传世文献不曾载录和提供的传播形态和原生状态，借助这些材料，对于考察《诗经》在先秦两汉时期的传播，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补充。李山《<诗经>二南中的几首战争诗篇》借助青铜器铭文等记载西周自昭王至宣王时期战争的新材料，对《诗经》二南中的一些诗篇进行重新探讨，看到这些诗篇正是反映周王朝与周边人群战争的诗篇。倪晋波《秦诗的发生学研究》结合《秦风》十诗和出于地下的《石鼓文》以及《秦公大墓石磬铭文》等韵文，指出秦诗是在边缘中心、记忆与失忆、接触与创造的三重“文化语境”中演绎与发生的。

徐正英《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九简新论》指出，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九简论诗角度具有多样化特点；孔子明确肯定《祈父》的责问理由及诗歌本身，评论有理有据，用“责”字概括《祈父》的内容特点，见解深刻独到；评论《黄鸟》时用“困而欲反其故”准确概括诗旨，且指出“多蒙耻受辱者往往会抨击社会”的社会现象。《孔子诗论》的面世，可使汉儒、清儒与宋儒的争讼得以了断，为辨正汉儒以来对三篇作品的误读提供了最早依据。王莹《<孔子诗论>的敬德思想及评诗主张》认为《孔子诗论》显示了孔子对周先王之德的重视，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敬德、天命等思想。另外，将诗与志、乐与情、文与意相对应，这可以看作是孔子论诗的总纲领，也是他对诗歌特点与功能的比较全面的概括。黄康斌《<孔子诗论>与<诗经>中的“同题数作”现象》通过分析《孔子诗论》和《诗经》中“同题数作”的诗篇，指出这些同题作品往往反映的内容和情感相近，《孔子诗论》在论述同题作品时是兼指所有的同题作品，而非仅指其中的某一篇。

孙定辉《<关雎>、<鹊巢>文本原义与<诗论>所论互考》一文，希望通过互考来补正黄怀信在《上博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中的不足之处。（台湾）何昆益《<上博（四）><交交鸣乌>析论》从语音、构词、语法等角度，对目前学界关于《交交鸣乌》的研究进行评议，并在比较该篇逸诗与《毛诗》异同的基础上提出作者对此诗的训解。（台湾）吕佩珊《<上博（四）>逸诗<多薪>析论》在与今本《诗经》相关诗句对照比较的基础上，补充若干字的释读，着重对其艺术手法及其诗旨进行了讨论。

六、海外《诗经》学

（韩国）宋昌基《<诗经>共同研究方案》中认为，要克服研究者或集团（个人，研究所，国家之间等）之资料、时间、能力等限制，有时选择共同研究方案是合理的。但为了获得所期优良结果特别注重研究方案（选定课题，研究方法等）是必然的前提条件。并结合自身数十年研究经验开列一些可以共同完成的研究方案：（1）分担主题别研究成果之综合研讨及整理。（2）资料搜集（典籍，历史遗迹，传来民谣、故事、神话传说等）及整理活用。（3）地域，时代别研究结果之比较整理。（4）《诗经》与历史、政治变化之关系。（5）探索人类共通之欲望或理想追求过程（从原初的食色要求至向往的理想）。（6）探索文学（诗）本质的表现主题（例如爱，孝，忠等）。（7）探讨文学之教化、启蒙、改革功能。（8）探索《诗经》对言语、文字、生活及民族情绪醇化功能。（9）在当今及未来世界，探索《诗经》活用方案。宋先生的提议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进行学术的强强联合，以期推出更多精品成果。

（日本）芦益平《格拉涅与日本的诗经研究》认为，日本的现代《诗经》研究，深受法国学者格拉涅的影响。其代表学者有松本雅明、白川静、目加田诚、赤?V忠、家井真、石川忠久等。当然，在《诗经》研究新领域里有贡献的闻一多先生的影响也是相当广泛和巨大的。作者将格拉涅的《诗》学观念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并指出日本的现代《诗经》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在《诗经》的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领域里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无论是在方法论还是在个别诗篇的论证上，都不免有天马行空、矫枉过正之嫌，这有待于今后更多的年轻学者不断地修正和完善。

（美国）林中明《<诗经>里的战争与和平》从宏观历史、纵识文化的角度来探讨《诗经》，尤其是《大雅》和《颂》里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思想和用字，并与荷马的史诗略作重点比较。对于微观分析的部分，以计量的方法，协同宏观的理解，来探讨这片尚未正式开发的领域。

综上所述，在本次大会上，高水平的论文层出不穷，赢得了与会学者的阵阵掌声，老学者厚积薄发、提携后进，青年学者思维敏捷、眼光独到，预示着中国《诗经》研究的局面会愈加繁荣。美中不足的是，部分学者的研究仍旧存在低水平重复的问题，这当是学术视野狭隘所致，日后若多与同行交流，此类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原载《新葡的京集团3512vip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月第33卷第6期第54―59页